讀懂中國制度，離不開這些“文化基因”的深刻認識

    英國學者馬丁·雅克在其著作《當中國統(tǒng)治世界》一書中敏銳地指出：“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(xiàn)在經(jīng)濟方面，實在有些過時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(chǎn)生無比深遠的影響。”

    中國的成功，歸根結(jié)底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，所以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究中國治理的特質(zhì)和優(yōu)勢。在中國制度形成的過程中，有很多因素都發(fā)揮了作用，其中重要的當屬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。

    因此，要讀懂中國制度，離不開對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確認識。

    “志于道”“一體之仁”與西方“二元對立”具有方法論上的差別

    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之所以優(yōu)秀，是因為它是“志于道”的文化，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。中國古人認為：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，即任何人通過學道都可以成圣成賢(“全知”)。但是在西方文化中，“全知”的上帝只有一個。因此，用西方求知識的方法理解中國古圣先賢的智慧，在方法論上就已存在相當?shù)睦щy。

    方法論的不同也導致了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分歧。西方人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“二元對立”為主要特征：主觀與客觀、主體與客體、自我與他人、人與自然界，等等。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滲透到方方面面，于是父子、夫婦、老板與員工乃至兄弟、朋友、企業(yè)、國家之間都成為彼此對立的關系。所謂的競爭、博弈論、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論，都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中產(chǎn)生的。用這種“二元對立”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父慈子孝、夫義婦德、君仁臣忠、兄友弟恭、朋友有信、協(xié)和萬邦、天人合一等理念，不可避免會導致誤讀與誤判。例如，因為不理解父子一體，而批判中國人的孝道是愚孝;因為不理解君臣一體、君民一體，而批評中國人講忠君是沒有人權(quán);因為不理解夫婦一體，而誤解中國人強調(diào)女德是忽視女權(quán)。

    中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“以天地萬物為一體”的世界觀，在這種“一體之仁”的觀念之下，父與子、夫與婦，乃至兄弟、朋友、君臣、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，因而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。

    在這種整體的思維方式下，中國雖然經(jīng)歷了漫長的歷史發(fā)展過程，但是仍然保持了人與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，從而使得中華文明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得以延續(xù)。

    這種世界觀、思維方式、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，具體體現(xiàn)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教育、法律、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之中。這包括大道之行、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，六合同風、四海一家的大一統(tǒng)傳統(tǒng)，德主刑輔、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，民貴君輕、政在養(yǎng)民的民本思想，等貴賤均貧富、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，法不阿貴、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，任人唯賢、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，周雖舊邦、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，親仁善鄰、協(xié)和萬邦的外交之道，以和為貴、好戰(zhàn)必亡的和平理念，等等。

    如今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對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的結(jié)果，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。這說明，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皆非憑空出現(xiàn)，一定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，“要了解今天的中國、預測明天的中國，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，了解中國的文化。當代中國人的思維、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，浸透著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基因。”

    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與“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”

    歷史上中國之治達到的最高境界是“不忍欺”?！妒酚?middot;滑稽列傳》記載，歷史上曾出現(xiàn)過三種治理境界：春秋時子產(chǎn)治理鄭國，嚴密的法律和監(jiān)督機制使人民不能做惡，達到了為政“不能欺”的境界;戰(zhàn)國時西門豹治理鄴縣，通過設置嚴厲的法律制度，使人民不敢做惡，達到了為政的“不敢欺”境界;春秋時孔子的弟子宓子賤治理單父，將孔子所倡導的仁義忠恕與治理之道相結(jié)合，使人民不忍心違法亂紀，達到了為政的“不忍欺”境界。與西門豹的“不敢欺”、子產(chǎn)的“不能欺”相比，子賤的“不忍欺”顯然更勝一籌，是更高層次的治理境界。

    那么，如何才能達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呢?《群書治要·傅子》中講：“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，非善制之能獨治也;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”。這說明，實現(xiàn)善治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善制(完善的制度)和良佐(德才兼?zhèn)涞念I導人才)。善制是實現(xiàn)善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。當代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也指出，無論道德原則設計得多么具體和完美，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，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。換言之，公正的制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，而即使公正的制度設計出來了，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。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：“法者，治之端也;君子者，法之原也。”可見，德才兼?zhèn)涞氖ベt君子為實現(xiàn)善治所必需。要實現(xiàn)善治，就必須保證“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”。

    正因為德才兼?zhèn)涞念I導干部為實現(xiàn)善治所必需，所以中國古代的制度完善也是圍繞著使“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”這一核心而展開。在各種制度建設中，特別重視人才選拔機制以及與此相關的考試制度、教育制度，并在人才選拔中秉持“爵非德不授，祿非功不予”的準則，使官吏的選舉、考核、監(jiān)察、獎勵、培訓和管理制度確保將德才兼?zhèn)涞娜诉x拔到領導職位上。

    政治與教育合一的倫理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

    德才兼?zhèn)涞念I導干部不會憑空出現(xiàn)，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(yǎng)。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，教會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，人的道德品質(zhì)依靠教會培養(yǎng)，領導者也不例外。從歷史上看，在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中，在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的同時，對領導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視。

    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(tǒng)不同，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倫理文化。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(tǒng)中，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，政治與道德教育相分離是其基本特征，那么中華傳統(tǒng)的倫理文化，則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合一為基本特征，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內(nèi)涵。在這種政治體系中，道德教育由國家來負責，通過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，使中華傳統(tǒng)的倫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。

    通過學校教育進行道德教育，是中國治理的一大特色。古代的君王，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，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，設立庠序(地方學校)在地方教化人民。在道德教育中，堅持以孝道為本、文化為要、身教為先的原則，通過以禮樂射御書術為內(nèi)容的教育，把人培養(yǎng)為文質(zhì)彬彬的君子、圣賢，即德智體美勞全面發(fā)展的人。在整個學校教育體系中，特別重視對官員的品德教育。不僅如此，良好的禮樂教化，還可以“絕惡于未萌”“起敬于微渺”，甚至還可以達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，使人不僅不敢作惡、不能作惡，也恥于作惡，不想、不愿作惡。